中國人一向自稱推崇那些吃苦耐勞，工作十分拼命，甚至是帶病上陣的人，因此出現不少操勞過度死亡的官員和勞動者。面對如此拼命勤勞而過勞死的員工，是不是可以依法申請工傷保護呢?

　　畢業于成都電子科技大學的胡新宇2005年來到深圳華為公司從事研發工作。他的日常作息習慣從此改變：晚上10時，坐上公司班車，顛簸到家已過11時，第二天早上7時準時起床上班。2006年4月初開始，胡新宇所在的部門開始進行一個封閉研發的項目，內容被嚴格保密。這個項目開始后，胡新宇開始經常在公司過夜，甚至長時間在實驗室的地上依靠一個睡墊打地鋪，加班時間最長到次日凌晨2點左右。第二天依然按正常時間上班。4月28日，胡新宇身體開始極度不適，他請了假去醫院就診，5月28日晚，在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25歲的胡新宇因病毒性腦炎被診斷死亡。

　　律師點評：

　　胡新宇事件凸顯我國“過勞死”立法之不足。“過勞死”往往具備工傷認定的一個或多個特征，應該將其認定為工傷死亡的一種特殊形式。對此，勞動合同法試圖圍繞著書面合同從三個方面來加強加班管理。首先用人單位應當嚴格執行勞動定額標準，不得強迫或者變相強迫勞動者加班。用人單位安排加班的，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向勞動者支付加班費。其次，勞動合同的履行與變更圍繞著書面來進行，將勞動定額納入規章制度、將工時休假納入勞動合同的必備條款。用人單位違反勞動合同或違章指揮，勞動者有權離職。最后，重申要加強監察的力度。然而，這三方面的措施似乎依然難以防范自愿加班。胡新宇既沒有被強迫也很難說是法律意義上的變相強迫;當勞動合同的履行與變更圍繞著書面來進行時，更讓自愿加班如魚得水。為什么人們只將書面合同視為合同，通過雙方實際履行的現實關系其實也體現了一種合意，也是合同內容，無論是用自愿還是非自愿形式形成。這是一種以默示條款或事實行為形成的合同關系。法律只有關注這種默示條款或事實行為并對其加以規范，才可能治理因自愿加班而產生的頑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