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職工的收入伴隨企業發展增長，是企業最起碼的社會責任。反過來，這又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所在，因為“只有共享，職工才會將自己的前途與企業的命運緊緊地綁在一起，才能真正以主人的意識來關心、操心企業的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傳化集團公司董事長徐冠巨如說:“如何提高一線職工的幸福指數?關鍵要提高他們的收入，讓他們生活體面，感到滿足和自豪。”

　　他認為，中央提出“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從社會層面可以縮小收入差距，促進公平正義，在企業層面，可以提高凝聚力、激發創造力。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北車[7.47 3.46% 股吧]集團二七機車公司副總經理李海濱也深有同感。全國兩會前夕，他所在企業的工人找他反映：過去我們組裝100臺機車，是這個收入水平;現在組裝100臺機車，還是這些工資，中央不是說要提高勞動者收入水平，“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嗎?!

　　“其實，從企業生產和管理角度看，收入差距拉大，矛盾就激化。這對凝聚人心、保證產品質量都是不利的。” 李海濱說，收入過低，勞動者覺得自己都不珍貴，又怎么能珍惜手中的產品?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張麗賓在接受記者電話采訪時說，我國目前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肯定呈下降趨勢，這是目前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決定的。提高工資標準有很大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意義，是破解經濟結構失衡的關鍵。工資集體協商機制是提高勞動者報酬的一個方向，但在我國尚未成熟。參考借鑒國外的經驗和做法，結合我國的實際，真正要提高勞動占比，就必須提高勞動者素質和社會保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