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養老金并軌和延遲退休政策的明確，養老保險改革已進入到深水區，而延長養老保險最低繳費年限的改革時間點尚未明確。近日，有網站轉載該新聞時，用了“養老金最低繳費年限將延長官方：已成共識”的標題。一時間，引發網民熱議，不少人頗多異議：“又‘被共識’了”，“說延長就延長，民意考量在哪”……這些解讀不乏被標題黨誤導的意味，但它也呈現了凸凹不平的“輿論地表”的一角，而養老保險最低繳費年限是否延長，也應將這繁復多元的民意基礎考慮進去。

　　同意將最低繳費年限延長，自然不乏其理由。報道中就提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經濟二局人士曾對外表示，“最低的繳費年限是15年，從社會保險可持續來看，這是非常不利的”。這有其現實依據：應看到，目前我國養老保險最低繳費年限為15年，而這是基于上世紀90年代剛建立社保制度時具體“國情”而設計：因當時許多企業員工已40、50歲了，離退休已不遠，且當時社保“牽引力”還不夠，為吸引自謀職業者、非全日制工等參加社保，最低繳費年限定為15年，也是種務實權衡。但時至如今，這兩種現實條件都有了改變，最低繳費年限隨之作出調適，似乎合情合理。

　　畢竟，慮及眼下社會職工退休年齡，“最低繳費15年”的制度設計，難免催生出“交15年，拿25年”的局面。而這加劇的養老金缺口壓力，勢必會向“下一代”轉嫁，造成寅吃卯糧的情況，所以從代際公平的角度講，該考慮改變代際轉移支付的情形。而將最低繳費年限延長，并不等于人們的繳費時長要普遍延長：按照勞動法規定和時下正常用人單位的社保繳納制度，都會是在一年繳一年，直至退休，而非繳了15年就不繳。

　　但該話題之所以廣受關注，某種程度上，就在于它延續了延退在退休問題上帶給公眾的權益受損想象。對人們而言，延長最低繳費年限至少在直接利害上，不會帶來什么獲得感。相反，它可能影響到數量不小的失業待業人員、農民工群體及社保繳納不規范的民企私企員工。因為社保繳費剛性要求是在2000年之后，而這些人有的年齡已四五十，找工作不容易，繳費尚不足15年，補足跟15年的差距本就負荷不小。而一旦延長最低年限，意味著他們還得多自繳，這可能增加“斷保”現象。

　　在此背景下，最低繳費年限是否該延長、怎么延長，顯然宜有更科學的評估、充分的考量，而不能只著眼于彌補養老金缺口。

　　正如有些人所言，養老保險改革，比起強制性要求統一延長最低繳費年限，更應在“多繳多得”的制度激勵上著手。也就是說，要改變現行的“繳費每滿1年計發1%社會平均工資”這種繳費年限與養老待遇間沒有明顯正相關關聯的養老金計發方式。后者如今已造成負向激勵作用，導致很多企業、職工會減少繳費，過了最低時限就不繳。而要讓繳費長短對領取養老金的影響更明顯，就需要完善“長期繳費，則基礎養老金累進加發”等機制。

　　而即便要延長最低繳費年限，方式上也要有所講究。跟與養老金并軌、延遲退休一樣，它不宜“一延了之”，而應走分類推進、循序漸進路線。像養老金并軌，就實行了“老人老辦法、新人新制度、中人逐步過渡”；延遲退休，是踩著“小步慢走，漸進到位”的節奏，退休年齡每年延長幾個月。延長年限，同樣該如此，可考慮最低繳費年限“年遞增”機制，并考慮行業實際，兼顧農民工等群體的利益。

　　說到底，改革養老險最低繳費年限，必須具備更多民生視角，以民意共識為基點去推進，以避免最低年限延長和延遲退休疊加對公眾的強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