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我國有關工傷待遇賠償法律、法規的規定及立法精神，單位支付受傷職工工傷待遇，并不能因職工受傷時存在過錯而減輕公司支付工傷待遇的責任，該約定表明張某在協商工傷賠償責任承擔上存在誤解。

　　【基本案情】

　　張某是名建筑工人，2013年6月應聘到某市某建筑公司工作。當年7月1日，他到公司承接的張家港某工地干活，工作中被反彈的鋼板擊傷，左腳多處骨折。

　　公司立即將他送到醫院救治，經診斷左腳4處骨折。經歷多次手術，當年年底，張某出院。在此期間，公司給了張某1.05萬余元，并支付醫療費1.08萬元。2014年1月28日，公司與他就工傷賠償達成協議，約定雙方解除勞動關系，終止工傷保險關系，一致認可按九級傷殘計算，公司一次性支付工傷各項費用(包含工傷各項待遇)8萬元，不足部分，張某認識到自身也有過錯，自愿放棄。

　　私了過后，張某經人提醒，意識到公司賠償比較低，遂向某市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申請工傷認定，被認定為工傷，經鑒定傷殘等級為九級。

　　拿著工傷認定書和傷殘等級證明，去年8月18日，張某向某市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認為私了費用較低，要求公司支付一次性傷殘補助金、工傷醫療補助金、傷殘就業補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資等各項工傷待遇19萬余元，扣除已支付部分，還需支付11萬余元。

　　1個月后，仲裁認定張某的工傷補償應為15萬余元，扣除已支付的，裁決公司還需支付4.8萬余元。

　　工傷賠償，勞動者有錯能否降低公司責任

　　張某所在公司不服，訴至某市法院，提出張某發生工傷后，雙方已就工傷待遇達成調解協議，且已按照協議內容賠償完畢，協議的傷殘等級與勞動能力鑒定等級一致。8萬元已包括了工傷待遇涉及的項目，協議也明確，不足部分張某予以放棄，不能再向公司主張，簽訂時已明確告知，并不存在重大誤解、顯失公平等可以被撤銷的情形。

　　張某則表示，自己與公司簽訂賠償協議時，沒有經過傷殘鑒定，雙方之間的協議存在重大誤解，賠償標準未按九級來計算，放棄不足部分并非自己真實意思，主要是與公司確定勞動關系。

　　某市法院審理查明，張某被認定為工傷，即依法獲得按國家有關規定享有相應的工傷待遇的權利。雙方私了協議的傷殘等級雖與勞動能力鑒定后確定的等級一致，但約定賠償的各項待遇數額不明確，張某自愿放棄的賠償金額也不清楚。另張某作出放棄不足部分意思表示時，協議中約定為“不足部分乙方認識到自身存在過錯，予以自愿放棄”。根據我國有關工傷待遇賠償法律、法規的規定及立法精神，單位支付受傷職工工傷待遇，并不能因職工受傷時存在過錯而減輕公司支付工傷待遇的責任，該約定表明張某在協商工傷賠償責任承擔上存在誤解。

　　為此，勞動者要求用人單位補足雙方協議低于工傷保險待遇的差額部分，法院予以支持。經查，張某共從公司拿到9.05萬元，公司尚應支付5.95萬余元。

　　私了協議有失公平，差額部分應補足

　　建筑公司不服一審判決，向市中院提起上訴。

　　這一次，他們提出2點理由：一、張某的請求是按仲裁裁決的結果補足差額部分，即4.8萬余元，一審卻判了5.9萬余元，違反了民事訴訟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則;二、義務必須履行，權利可以放棄，張某自愿放棄部分權利，并不違反法律規定，也不違背公序良俗。至于他放棄權利的原因是基于自己有主觀過錯、考慮到企業的經濟承受能力、與公司管理層之間的良好關系或者其他因素，只要這些因素屬于張某正常的應當認知的范圍，就不影響協議的效力。

　　二審中，雙方均未提交新的證據。

　　市中院認為，私了協約中約定的賠償數額為8萬元，但張某放棄的達5.9萬余元，放棄的賠償額占應得的賠償額比例較大，該協議對張某有失公平。一審法院認定張某在簽訂工傷賠償協議時存在誤解，且該協議對張某不公平，并無不當，公司應補足張某工傷保險待遇損失的差額部分。

　　據此，市中院作出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爭議焦點】工傷賠償，勞動者有錯能否降低公司責任?協議私了能否違反公平?

　　【律師解析】

　　張某被認定為工傷，即依法獲得按國家有關規定享有相應的工傷待遇的權利。雙方私了協議的傷殘等級雖與勞動能力鑒定后確定的等級一致，但約定賠償的各項待遇數額不明確，張某自愿放棄的賠償金額也不清楚。另張某作出放棄不足部分意思表示時，協議中約定為“不足部分乙方認識到自身存在過錯，予以自愿放棄”。根據我國有關工傷待遇賠償法律、法規的規定及立法精神，單位支付受傷職工工傷待遇，并不能因職工受傷時存在過錯而減輕公司支付工傷待遇的責任，該約定表明張某在協商工傷賠償責任承擔上存在誤解。